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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的舆论斗争策略,中国军方对东海防空识别区一些细节进行说明

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的舆论斗争策略时间:2015-04-16 来源:未知
作者:傻傻地鱼 本文字数:3444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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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11月23日,中国政府公布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这是中国保卫国家主权和领土领空安全的必要举措,也有利于维护国际空域飞行安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东海防空识别区公布以来,得到越来越多国家和民众的理解认同,但也存在一些误解误读,甚至歪曲抹黑。在此,我代表中国国防部就外界关注的若干问题予以说明。

  和平时期,舆论斗争具有有效彰显国家意图,实现政治目标,维护国家权益的作用和价值。从多年来的实践看,舆论斗争现已成为大国角力的重要手段,其软杀伤力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自我国宣布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起至今,美、日与我国关于东海防空识别区的划设与执法展开多回合舆论的较量,其经验与教训值得思考,可为我国今后开展舆论斗争提供有益借鉴。

  有的把防空识别区说成是领空,诬称中方侵犯他国权益;有的把防空识别区等同于禁飞区,指责中方严重妨碍飞越自由。这些说法都是不正确的。防空识别区与领空和禁飞区有本质区别。它不是一国的领空,而是在领空外国际空域划设的识别和预警范围;它不是禁飞区,不会影响他国航空器依国际法享有的飞越自由。根据国际通行做法,划设国可对飞经其防空识别区的航空器进行识别和查证。中方划设防空识别区,是为保障国家空防安全提供足够的预警时间,其要义在于防卫,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更不会对任何国家和地区构成威胁。

  一、东海防空识别区发布后国内外反应

  有的质疑中方对东海防空识别区的监管能力。中国军队维护国家领土领空安全的决心和意志坚定不移,完全能对东海防空识别区实施有效监管。通常情况下,监管是通过通报飞行计划和雷达应答识别等方式进行的,必要时也可起飞军机进行识别查证。具体采取何种监管方式,要根据航空器的军用民用属性、威胁程度和距离远近等因素确定。当判明航空器对我不构成威胁时,则不需要起飞战机,但会进行必要监视;当判明威胁达到一定程度时,则会适时出动军机予以识别处置。众所周知,民航飞机的属性决定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会构成威胁。中方一贯尊重各国依国际法享有的飞越自由,国际航班在东海防空识别区内按规则正常飞行,不会受到任何影响,事实也是如此。

  2013年11月23日,我国国防部正式宣告中国政府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标志着我国首次向世界宣告我预警范围,为我在东海开展执法维权军事行动提供国内法律依据。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作为政治性强、敏感度高的话题,此消息一出,立即引起相关国家政府的高度关注,成为国内外媒体争相报道的焦点。宣布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后,根据舆论斗争走势,大致可分为4个阶段。

  有的说中方要求通报飞行计划的做法与众不同,极个别国家政府甚至向其民航公司施压,要求不向中方通报飞行计划。防空识别区划设国如何要求别国进行通报,国际上没有统一标准。许多国家都要求飞经其防空识别区的航空器提前通报飞行计划,中国的做法不是特例。实际上,东海防空识别区公布以来,大多数飞经该空域的航空公司都向中国民航部门通报了飞行计划,即使是日本的一些航空公司也进行了通报。我们也注意到,有关国家的军机在我公布防空识别区后就正视了其存在。东海方向空域航路密集、飞行繁忙,中方要求飞经该区域的航空器通报飞行计划和相关信息,对于保证空中飞行安全、避免误解误判有益无害。极个别国家政府坚持不通报的立场是无益的,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

  初始阶段从11月23日至24日,主要以我国内媒体率先发声,抢占舆论先机。僵持阶段为11月24日至30日,美、日等国在舆论和行动上质疑东海防空识别区,且有国外舆论焦点影响国内舆论走向的态势。收尾阶段为30日晚至12月底,国内媒体采取淡化防空识别区话题,以转载我官方声明为主。

  我们注意到,极个别国家把中方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说成是单方面改变东海现状,升级地区紧张局势。事实的真相是,他们早在1969年就划设了防空识别区,并在此后多次扩大识别区范围,最西侧距我海岸线130公里,并涵盖东海大部分空域,所以根本没有资格对中方合理合法的行为说三道四。去年9月以来,日方在领土争议问题上不断制造事端,制造所谓“购岛”闹剧,频繁出动舰机干扰中方正常的演习训练活动,公然发表诸如击落中方无人机等挑衅言论,肆意渲染中国威胁,激化地区紧张局势,为其修宪扩军制造借口,企图否定二战胜利成果,拒不执行《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这些所作所为严重损害了中方的合法权益和安全利益,损害了东亚地区的和平稳定,中方不得不做出必要反应。极个别国家必须认真反省自身做法,切实纠正错误言行。其他有关方面也应谨言慎行,不做危害地区稳定和损害双边关系的事情,不受其蛊惑挑唆,不要释放错误信号,使极个别国家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重蹈覆辙,给地区和世界和平带来危害。

  但国外报道势头高涨,针对我国负面报道居多。后续阶段为2014年12月底至今,针对美、日官方质疑中国防空识别区的行动或言论,中方外交部及时驳斥反击,国内媒体适当发声点评,进一步论证我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的合法性、合理性及有效性。从东海防空识别区舆论斗争的实际情况看,美日拉拢盟国和我周边国家有意构造一致对我的舆论包围圈,外媒侧重报道敏感议题,形成大量对中国不利的负面消息,质疑东海防空识别区,意图造成我划设行为无效。

  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东海防空识别区是安全区而不是风险区,是合作区而不是对抗区。我们愿与有关各方积极沟通协调,共同维护飞行安全,促进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

  对此,我方基本上遵循有理、有序、有限的斗争原则,应对各方反应和负面消息的报道,通过采取以静制动、多层次发声,并以军事行动密切配合舆论斗争,在维护国家权益与稳定国内民众情绪中冷静应对。

  二、加强和平时期舆论斗争策略的几点思考

  (一)明确担当,准确定位我国舆论引导立足点

  考察美国、日本对外舆论宣传的策略,往往是定位于维护国际社会秩序、保障国际社会利益,为自己牟取私利披上美化的外衣。我们不能仅学其表和形,而忽视其核心和实质内容。比如在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后,我国国防部在对外声明中指出,“划设防空识别区为维护国防安全和空中飞行秩序”,其内容立意是好的,但将防空识别区与飞行情报区的功能和作用相混淆,在对外舆论引导中更有强化我国对防空识别区的管控意味,与国际法精神有所出入,因而引起国外媒体对“中国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违反国际法”这一议题的长期炒作。

  目前全球治理理论为国际社会所接受和认可,全球利益(国际社会秩序)与国家利益的关系如何平衡和协调是舆论引导的重点。在制作重大军事行动舆论引导预案时,必然要以宣传军事行动的合法性、正义性为重点,但需要深入思考为什么要确保军事行动合法性和正义性,是自愿遵守国际法还是被迫而为之,或是为了利益而为之。

  不应将维护国际社会秩序、遵守国际法作为口号性的宣言,而应真正将我国作为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和重塑者思考、分析,研究己方的责任。在对外发声时,主动明确己方的责任,将我国有意识地塑造成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使国际社会认同我国是国际秩序、亚洲地区安全稳定的维护者、引导者和构造者。

  同时,也应重视国际组织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和作用,在舆论斗争中采用有效措施,通过国际机构为我方争取话语权。

  (二)加强筹划,强化顶层设计全面把握舆论斗争进程

  一般人往往认为,舆论引导是重大决策后的附加性任务。舆论引导的目的是为了创制良好的舆论环境,保障军事力量运用的顺利开展。但在决策中,如果未对可能引发的舆论议题及舆论风险进行预判及评估,必将难以有效应对。重大军事行动决策前,应对军事行动实施的时间、地点及舆论环境做舆论风险评估、法律评估,全方位做好应对方案。我国东海防空识别区划设后,对国外反应如此强烈估计不足。

  最明显的是,未预先明确中、韩防空识别区存在重叠,导致未预见到韩国的强烈反应;对我方要求进入防空识别区所有飞机向我国通报的规定会遭到他国质疑未有前瞻性的预判。因此,在筹划、制作舆论引导方案时,应遵循人们认识事物的一般规律,综合考量、全盘筹划,争取做到舆论引导的循序渐进,逐步渗透。